《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是由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撰写的一本讨论世界政治的经典著作,他期望通过此书构建一个可以用于思考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目前至少已被翻译成 20 多种语言版本(我阅读的是 2010 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1927-4-18~2008-12-24)美国政治学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后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政府学讲座教授、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政府学系主任,曾参与创办《外交政策》杂志,担任过美国国防部等部门的顾问,1977 ~1978 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小组的负责人。1987 年因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的贡献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作者将书籍分成了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围绕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文明的世界进行展开,第二部分则主要是多维度比较了世界上主要的文明主体,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目前正在形成的世界新秩序,第四部分讨论了文明的冲突,最后一部分则是展望了未来。

  • 第一部分: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
  • 第二部分: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 第三部分: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 第四部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地止这些战争。
  • 第五部分: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前言

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解答和回应他在 1993 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明的冲突?》引起的一些讨论(读者们的兴趣、误解和争论)。他在那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之前的观点大多认为目前世界的主要冲突是由不同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形态所界定的。

当今世界存在的主要七大或八大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相对于 1993 年的那篇几十页的文章,这本书中新增或更详细的探讨了以下内容:

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问题;权力和文明之间的关系;文明之间均势的转移;非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结构;西方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好战性和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伸张所导致的冲突:对中国权力的增长所作出的反应——是均势还是搭车;断层线上战争的原因和动力;西方的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的未来。人口增长对权力的不稳定和均势的关键影响。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

其中”人口增长对权力的不稳定和均势的关键影响”、”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 是之前 1993 年他发表的那篇文章中缺少的并且是最为重要的两个主题。

一个多文明的世界

世界政治的新时代

1991 年发生了对整个世界影响颇为深远的历史性事件: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它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正迈入新格局(之前是两极,现在是多极)。

“三个世界”: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会集团、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些的集团、第三世界(”它们常常是贫穷的,缺少政治稳定性的,新近独立的,宣称是不结盟的”)。

作为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的例子,作者列举了一些动乱或者战争事件(均未广泛蔓延):

  • 索马里部族的流血冲突
  • 卢旺达部落的流血冲突
  • 克什米尔
  • 南斯拉夫(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 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不是基于国家,而是基于文化亲缘关系)

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西方基督教民族,穆斯林,东正教),又是统一的力量(欧盟、中国、东西德国)。

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下降趋势?)。

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对于想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是必要的,即我们要理解这个世界并指导世界,需要抽像和结构化/系统化的知识:

托马斯-库恩 | 《科学革命的结构》: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由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所构成的,当旧的范式变得日益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用更加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

库恩:”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

世界观和因果关系理论对国际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指导(世界观和因果关系理论是万金油,对其他很多东西都重要)。

作者期望总结出的模式可以:

1.理顺和总结现实;

2.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3.预期,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预测未来的发展;

4.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

5.弄清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战争的战争”,是创造一个能保障民主国家安全的世界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改变了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走向民主制的趋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真正的全球冷战。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但是真正的”完全和谐”还未到来:发生了大量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清洗”,法律和秩序陷于崩溃,出现了国家之间联盟和冲突的新模式,新共产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开始复活,宗教原教旨主义得到了加强,俄国结束了同西方关系的”微笑外交”和”同意政策”,联合国和美国没有能力制止流血的地区冲突,中国崛起(有可能成为苏联、日本后第三个可能挑战美国第一地位的经济体?)。

穆斯林传统上把世界分为 Dar al-Islam 和Dar al-Harb,即和平的住所和战争的住所。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把世界划分为”和平地带”和”动乱地带”。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

当外国侵略(成功→殖民化;失败→加剧动荡)叠加巨大贫富差距:极易引发革命和政权更迭!主要是殖民者和非殖民者的冲突或非殖民者内部冲突。

穷国缺乏向富国挑战的政治团结力、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

国家的作用:维持军队,实施外交,谈判条约,控制国际组织,影响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生产和商业。

国家主义的范式所作的假设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无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

国家间的联盟?同一起源的文明更易结盟;国家内部权力的下放:自治;国家边界日益变得容易被渗透:国家的分裂,国家的弱化和”衰败的国家”的出现,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强。

到 1993 年初为止,估计全世界共发生了 48 场种族战争,前苏联存在着 164 个”领土一种族要求和与边境有关的冲突”,其中 30 个卷入了某种形式的武装冲突。

作者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实例论证了”国家论”的范式的局限性,以及转而采用”文明角度”范式的好处。

从文明角度看世界的方法的主要观点:

  • 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真实的(欧盟),而且正在产生对文化伸张和文明意识的抵消力量。
  • 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分存在于迄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然而,其他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简言之,世界是划分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宗教?)。
  • 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
  • 世界确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充满了部落和民族冲突,但是给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

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

永恒的议题: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

文明的性质:

  • 在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的看法之间存在着分歧
  • 文明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
  • 文明是包容广泛的
  • 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它们演变着,调整着,’而且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是”极其长久的现实”
  • 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公正,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
  • 文明相对容易被确认和被达成共识(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和在现代世界存在的)

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的不同之处:定居的、城市的和识字的。

文明与文化: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对于布罗代尔来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连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不总是同时)共存”。根据道森的看法,文明是是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而对于德克海姆和毛斯来说,它是”一种包围着一定数量的民族的道德环境,每一个民族文化都只是整体的一个特殊形式”。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一种发达的人类能够达到的一些最外部的和人为的状态……是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结局”。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

我的思考:文明有种更宏伟、更高大的感觉(如人类文明,华夏文明),它可以由众多完全不同的文化所组成,有更高的历史感和沉重感。文化一词给我的感觉是人文气息更浓,没有那么厚重。

宗教对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西方文明的出现通常被追溯到大约公元 700 到 800 年,并主要分布在欧洲、北美和其他欧洲人居住的国家。

“西方”一词现在被普遍用来指以前被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一部分。

除了布罗代尔之外,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都不承认存在着一个独特的非洲文明(埃塞尔比亚;南非)。

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佛教(相对分裂,公元 1 世纪,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变种喇嘛教)。

佛教虽然是一个主要宗教,但却一直不是一个主要文明的基础(印度绝种以及它之适应于和被结合进中国和日本的现存文化)。

文明之间的关系演变经历三个阶段:

  • 遭遇:公元 1500 年前的文明(地理隔离的原因,交通不便)
  • 冲击:西方的兴起(西方扩张的直接根源是科学技术!!!)
  • 相互作用:一个多文明的体系

冲突不断:西方文明内部的政治受巨大的宗教分裂以及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的制约达 150 年之久;1917 年,由于俄国革命,民族国家冲突之外又加上了意识形态冲突,首先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冲突,然后是后两者之间的冲突。

现代文明关系发生改变:军事和经济权力的平衡以及政治影响的平衡发生了变化 → 多边制约;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成为多文明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消失(更准确的应该是主要矛盾消失)。

20 世纪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团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民主。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其中大部分应该是属于工业文明的产物?)。

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华夏文明是吗?我们的观点是地球村,求同存异,非霸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

普世文明?现代化与西方化

普世文明的含义: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更具体地说,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一些基本的但不相关的事情,一些相关的但非基本的事情,以及一些既不相关又非基本的事情。

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和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1993 年全世界最受关注的 100 部影片中有88部是美国片,两家美国组织和两家欧洲组织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收集和新闻传播;科学文献又何尝不是)。

人类对爱情、性、暴力、神秘事物、英雄主义和财富的普遍兴趣;受利益驱使的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利用这些兴趣来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赚取财富)。

迈克尔-弗拉霍斯说,”娱乐不等于文化转变。”;基肖尔-马赫布巴尼注意到,”当同样的视觉形象跨越全球同时进入千家万户的起居室时,它激起了一些彼此相反的看法。当巡航导弹击中巴格达时,西方的起居室里一片欢呼。生活在这之外的人都认为西方将迅速对非白种的伊拉克人或索马里人,而不是对白种的塞尔维亚人给予惩罚,但是用任何标准来衡量后者都是危险的标志。” | 即文化输出没有那么容易,历史的积淀不容易被轻易的重写,文化冲突会是一个伴随人类文明的长久难题。

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

没有一种普遍语言。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汉语普通话、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英语已经被非本土化了(中国人基础教育就开始传授英语课程);印度人口中讲英语的比例相对稳定在大约2 %-4 %。尽管世界上 92% 的人说非英语,但是英语是世界上主要的”更广泛交流的语言”(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LWC);英语是世界上进行知识交流的方式(基于人工智能的方法,即时的语言翻译可能会改变现状,人们只需掌握自己的语言,便可以轻松的学习以其他语言为媒介传播的知识)。

一种普遍宗教出现的可能性也很小。

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作者用了一些文字讨论了为什么普世文明的产生不是基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倒台和民族间的相互作用,而是应当将其看作自 18 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

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说到底还是起始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基马尔主义(凯末尔主义)拥护现代化和西方化。建立在下述假设的基础上:现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强,而且必须相辅相成。基马尔主义的温和形式:非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西方化而现代化。

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为代表)。现代化加强了非西方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影响(不用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我们也可以大规模发展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启示:我们的投入重点应当放在发展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并不是决定性的)。

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

本土化 | 西方的权力:支配和衰落

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西方国家之所以获得了现在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时期形成的历史积淀,使得他们的科学技术远远领先于其他非西方文明,从而使得西方文明更容易从其他国家赚取超额利润,并为下一次生产力革命提供温床):

  • 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
  • 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
  • 是世界上主要的消费品主顾
  • 提供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制成品
  • 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 对许多社会发挥着相当大的道义领导作用
  • 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
  • 控制着海上航线
  • 进行着最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 控制着尖端技术教育
  • 控制着宇航技术
  • 控制着航天工业
  • 控制着国际通讯系统
  • 控制着高科技武器工业

以上也是中国崛起的路上需要重视的领域(同样适用于印度、日本等东亚国家、以及俄罗斯)。其实说到底拼的还就是科技创新力,从而可以让其他国家愿意用更多的劳动力(货币)还换取对应的科技产物满足其需求。

事实上,正是在这些领域的某些细分方向上的后来者居上,西方文明在这些领域的绝对控制力正在降低。基于权利大小、领土面积、世界人口占比、经济产值、军事影响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等等原因,作者认为西方文明是处于衰退进程中的。我个人看法是这其实是全球各个国家开始重视科技创新能力的结果,从而使得西方国家在很多领域会开始遭遇来自东方或者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竞争。另外,放大到整个历史时期,西方国家永远都有机会。黄金时代过去一次,难道就不能有第二次吗?清朝覆灭不还有新中国成立吗?新中国崛起了,如果没有持续的推动力,难道就不会遭遇衰退吗?

作者认为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当时它是与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当苏联发生经济萧条且不能维持其军事力量时,这种吸引力也就随之消失了。” 事实上,共产主义代表的是最高的生产力阶段,也是科技创新能力达到顶峰的一个体现,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绝对是极其诱惑的。同时,它可能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到现在为止,还从未达到过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生产力水平,短期内也可能难以达到。我们要反对的是通过一些独裁和专制政策完成”建设共产主义”任务的这种形式,而不应该是批判共产主义本身。

作者在这一节中,主要讨论了西方文明现在主要特征:仍处于世界主体地位(科技、经济、政治、文化),但是在长期的衰退过程中。我们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

宗教的复兴 | 上帝的报复

理论上科技、教育的进步会使得宗教衰退(迷信、神话、非理性和宗教仪式),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而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发生了宗教复兴(赋予传统宗教新的含义)。

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东正教

乔治-威格尔:”世界的非世俗化是 20 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事实之一”

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宗教复兴填补了意识形态崩溃后所留下的空缺。

宗教复兴发生的主要原因: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通常被认为应该是影响宗教的负面因素)。我的个人看法: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有其好的一面,但是常常与危机并存,当人们(或国家)遭遇危机时,会更容易相信”牛鬼蛇神”,并希望自己能够被眷顾,或求得内心的平静,谁不想多几个能够在困难的时候可以帮助自己的神/神仙呢?

1950 年基督教徒的人数可能占人口的1%-3%,到 80 年代基督徒在韩人口中至少占 30 %(基督教长老会教友及天主教徒)。

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

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是全球现象。

伊斯兰文明抵制西方价值观和体制;亚洲所有的东亚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强调自己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有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些共性常常认同于儒教。其他非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可能肯定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但在90年代中期却踌躇于宣称自己的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

产生的因素:经济的增长(亚洲)、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穆斯林)。

亚洲的自我肯定

东亚经济的发展:日本(起始)、四小虎(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正对菲律宾、印度和越南。

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 58 年和 47 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一点用了 33 年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 17 年,韩国用了 11 年,中国用了 10 年。

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策、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制。

作者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政权用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的行为合法性和中国文化独特性提供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

我认为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上确实是走了很大的弯路:并没有真正重视科技创新(或许当时更多只是为了打破苏美的军事威胁,并绝对服从于政治)这一经济发展的基石,同时也没有重视人的基本权利(影响了经济活动中的主要主体)。

基于经济实力的增强,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导致了亚洲普世主义的出现,而普世主义一直是西方的特征。

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

伊斯兰教的复兴

大批穆斯林把伊斯兰教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ISIS 伊斯兰国发展的土壤(恐怖主义与宗教常常共生)。

作者将伊斯兰复兴运动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相似性比较:

  • 有其经文(对理想社会的描述)
  • 执著于根本的变革
  • 拒绝现行政权和民族国家
  • 有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暴力革命的不同主张

伊斯兰主义者特别关注建立伊斯兰教学校和在国立学校中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

如果未来的世界人口主要由伊斯兰人口所构成,普世文明或者中华文明将如何应对?

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可以控制学生会和其他类似组织。

为了预先控制伊斯兰主义趋势的增长,一些国家的政府扩大了在国家所控制的学校里的宗教教育,这种教育常常受到伊斯兰主义教师或观点的支配。政府还扩大了对宗教机构和宗教教育机构的支持。这些都导致了大量学生和人们接受伊斯兰价值观的教育,使他们更容易接受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和受为伊斯兰主义目标而奋斗的好战的毕业生的吸引。

20 世纪 70 年代,前苏联的人口比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穆斯林人口增长了 24 %,而俄罗斯人口仅增长了 6.5%。

挑战的变化

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于 21 世纪初的某个时间稳定下来。日本经济增长率于 70 年代中期大大下降,此后也没有明显地高出美国和欧洲国家。

在某一时刻伊斯兰复兴运动将平息或消失在历史中,如果为其提供人力的人口推动力在 21 世纪的前 20 和 30 年减弱(可能不会)。

未来几十年亚洲经济的增长将产生使西方所支配的现存国际秩序不稳定的深刻影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将使各文明的均势发生巨大变化。此外,印度可能开始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作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一大竞争者而出现。同时,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反思:失去人口和教育的优势,也就是失去了与世界众多文明竞争的优势。我国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真的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趋势,是否还有逆转的可能?社会资源的过于集中(房地产、基础建设等行业)必然会造成某些低效的投入或者是重复的投入。浪费的不仅是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和创新力,同时,必然会成为我们国家在经济上的一个巨大弱点。

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

寻求结盟:认同的政治

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

三个较小的华人地区和国家——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团体越来越倾向于、介入或依赖于大陆中国。

当经济一体化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时,它就走得更快更远(英国脱欧,欧盟的竞争力还能否持续?)。

强调文化认同的例子:”大塞尔维亚”、”大中华”、”大土耳其”、”大匈牙利”、’二大克罗地亚”、”大阿塞拜疆”、”大俄罗斯”、”大阿尔巴尼亚”、”大伊朗”和”大乌兹别克斯坦”

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 在当代世界,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著增强。
  • 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混乱和异化造成文化认同的需要;在社会层面上,非西方社会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认同和文化的复兴。
  • 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
  • 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
  • 冲突的普遍性

文明内外差别的来源:

  • 对被看作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优越感(和偶尔的自卑感)
  • 对未知的恐惧和不信任(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 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的交流困难

文化与经济合作

公认的国家之间经济联盟的四个层次:

  • 自由贸易区
  • 关税同盟
  • 共同市场
  • 经济联盟

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一个潜在前提就是经济跟随着文化。经济合作的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

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区域内部的贸易相对于区域之间的贸易来说越来越重要。1980 年欧洲共同体内部的贸易占共同体贸易总额的50.6 %,而 1989 年增长到 58.9 %。中华文化圈(东盟、台湾、香港、韩国和中国)内部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例,从 1970 年的不足 20% 增加到 1992 年的将近 30%,而日本占中华文化圈贸易总额的比例从 23%下降到 13%

西方国家的两个核心:美国、欧洲法德英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异质性的,因为它们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种族和宗教集团。

文明转变的失败无所适从的国家要成功地重新确立文明认同,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

  • 该国的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必须普遍支持这一行动,并对此抱有热情。
  • 公众必须至少愿意默认这一认同的重新确立。
  • 西方必须愿意接受这种转变(为何是由西方认同所决定?)

文明和秩序

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

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

西方边界的形成

在冷战期间,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分散的、多文明国家集团的中心,这些国家有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共同目标。与之相对的是一个异质性略小的国家集团,它包括所有的东正教国家(希腊除外),几个历史上属于西方的国家,越南和古巴,在更小程度上还有印度,有时还有一个或多个非洲国家。

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两个多文明的、跨文化的集团四分五裂了。

欧洲联盟的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首先被一个由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组成的内部集团所环绕:都同意取消货物和人员往来的一切障碍(慢慢形成了一条界线:成员国与非成员国)。

在欧洲划定那样一条界线是在冷战后的世界里西方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欧洲的范围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

俄罗斯与其近邻

沙皇帝国和共产党帝国的继承者是一个文明集团,它在许多方面与欧洲的西方相类似。

俄罗斯正在建立一个在它领导下的以东正教为核心的集团,以及一个环绕它的相对软弱的由伊斯兰国家组成的缓冲带,它将在不同程度上支配这些国家,并试图把其他国家的影响排除在外。

前苏联的东正教国家对于建立一个在欧亚事务和世界事务中具有凝聚力的俄罗斯集团来说至关重要。

乌克兰在政治上一直受莫斯科控制。然而乌克兰是一个具有两种文化的分裂的国家,西方与东正教之间的文明断层线贯穿了它的中心地带。乌克兰有可能会沿着文明断层线分裂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其东部可能与俄罗斯融合。分离问题首先始于克里米亚。克里米亚人口中的 70%是俄罗斯人,在 1991 年 12 月的全民公决中,相当多的克里米亚公众支持乌克兰从苏联独立。1992 年 5 月,克里米亚议会经投票宣布克里米亚从乌克兰独立,但其后又在乌克兰的压力下取消了投票结果。

近期事件:2016 年 7 月 28 日,俄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将南部联邦管区和克里米亚联邦区合并改组为新的南部联邦区。

大中华及其共荣圈

中华文明的构成: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

中国确立的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 19 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

中国发挥作用的三个层次:

  • 中国描述它在世界事务中的立场的方式
  • 海外华人在经济上介入中国的程度
  • 其他三个主要的华人实体香港、台湾、新加坡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联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华人有着重要政治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更加倾向于中国

“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

90 年代初,占菲律宾人口 1% 的华人却占了国内 公司销售总额的 35%。80 年代中期,华人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 2% -3%,但大约拥有国内私人资本的 70%。在印度尼西亚最大的 25 家企业中华人控制了 17 家,据报道,一家华人联合大企业的产值占印 度尼西亚国民生产总值的 5%。90 年代初,华人占泰国总人口的 10%,但拥有 10 家最大商业集团中的 9 家,并且创造了该国国民生产 总值的一半。华人大约占马来西亚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几乎完全主宰 了该国的经济。除了日本和韩国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经济。

作者认为在中国,信任和承诺取决于私交,而不是契约或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

天安门事件后,西方介入减少,华人圈的贸易变得更多:1992 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113亿美元)中有80%来自海外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占 68.3%),还有台湾(占 9.3%)、新加坡、澳门及其他地方。相比之下,日本提供的资本只占总额的 6.6%,美国占 4.6%。在累计为 500 亿美元的外资总额中,67% 的资本来源于华人。

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已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人同化,而后者常常持有反华情绪,这种情况有时还会酿成暴力事件,如 1994 年 4 月在印度尼西亚的棉兰发生的暴乱。

台湾与大陆联系的扩大落后于香港,80 年代发生改变:在邓小平稳固了权力并开始经济改革进程以后。1993 年底,台湾赴大陆旅游者超过 420 万人次,大陆赴台湾访问者为 4 万人次;双方每天的往来信函有 4 万件,电话有 13000 次。据报道,1993 年,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 144亿美元,2 万家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投资约在 150 亿-300 亿 美元之间。

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已经历了两个阶段,并可能进入第三个阶段:

  • 几十年来,国民党政府宣称自己是整个中国的政府
  • 80年代,台湾政府放弃了这一主张,并把自己确定为台湾的政府
  • 不是中国的政府

伊斯兰

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政治忠诚的结构与现代西方相反。在伊斯兰的忠诚曲线中,中段是个空缺,西方中段达到顶峰。

伊斯兰世界围几个权力中心的相互竞争而发生了分裂,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试图利用对穆斯林伊斯兰信仰的认同来促进其领导下的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力。

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预先假定了民族国家的非法性,然而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核心国家来统一,而当前正缺少这样的国家。

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特征。

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全都明确地把自己确定为穆斯林国家,并且一直积极努力在伊斯兰世界中发挥影响并充当其领导。

土耳其拥有成为核心国家的历史、人口、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民族凝聚力、军事传统和军事技术等条件。然而,它明确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世俗社会。

文明的冲突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

当其他文明的力量相对增强、西方文化的感召力消退之时,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其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也随之增强(没有绝对吸引的文明)。

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不全是,好的要吸收,不好的地方要避免,不断进化)。

非西方人还会毫不犹豫地指出西方的原则与其行为之间的差距(即常常发生不一致的责难,似乎某些指责会更加在不服从西方世界支配的国家和地区发生)。

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将携起手来抵制西方的支配权。

西方的支配努力:

  1. 通过不扩散和反对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及其运载手段扩散政策保持其军事优势;
  2. 施加压力要其他社会像西方一样尊重人权并实行民主制度,以此来推广西方的政治价值和体制;
  3. 限制非西方国家移民或难民的入境人数,以保护西方社会的文化、社会和种族的完整。

武器扩散: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很多中国支援其他国家的事例(北朝鲜、伊朗、巴基斯坦等),主要是一些导弹为主的常规武器和核技术或原料(待确认事实)。西方不希望武器扩散的主要目的除了为了保持军事优势外,也可能有出于担心这些武器/技术落入恐怖分子之手,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苏美冷战期间的军事竞赛估计让很多人都捏了一把汗。

人权和民主: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有三十多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从独裁转向了民主。美国曾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人权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便不给予它最惠国待遇,但结果是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在北京受到了甚至不给面子的冷遇。经济增长会加强亚洲国家政府相对于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力;从长远看,它又会加强亚洲社会相对于亚洲国家政府的权力。民主制会由于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希望它到来而在更多的亚洲国家实现。它们反对中国的表面原因是’人权’、真正的原因却是政治,为的是显示西方的政治影响。不仅西方的影响被削弱了,而且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自相矛盾还减弱了它在冷战后的世界促进民主的愿望。

移民:1990 年,合法的国际移民有将近 1 亿人,难民约 1900 万,而非法移民至少达到了 1000 多万。公众反对移民和对移民的敌意表现在针对移民社区和个人的极端暴力行动上。欧洲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政党正是穆斯林国家中伊斯兰政党的影像。穆斯林人口入侵的问题可能会减轻,因为北非和中东社会的人口增长率已达到了顶峰并开始下降,正像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的那样。

核心国家与断层线冲突

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

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

  • 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如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
  • 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中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包括:1、对全球发展的相对影响力,以及对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国际组织行动的影响力;2’相对军事权力,体现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和军备竞赛中;3、经济权力和福利,体现在贸易、投资和其他争端中;4、人民,包括一个文明的国家为保护其生活在另一文明中的亲族所作的努力,歧视另一文明的人民,或者将属于另一文明的人民赶出自己的领土;5、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当一个国家试图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或将其强加给另一文明的国家时展开的冲突;6、偶然还有领土问题,在断层线冲突中,核心国家成为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在相互竞争中,各核心国家会团结本文明的同伴,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支持,促进对立文明的国家的分裂和背叛,恰当地综合利用外交、政治、经济手段,以及秘密行动、宣传诱导和强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文明间全球均势的变化可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战争。作者提到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有失偏颇,如果和平贸易、最终可以达到合作共赢的状态,最终目的是促进全球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伊斯兰与西方

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不只是西方和伊斯兰极端暴力分子之间的冲突,而是与整个伊斯兰世界存在问题。一个原因之一是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文化的根本的问 题。谁统治淮?谁是统治者?谁被统治?列宁所界定的政治中心问题,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较量的根源。另外一种形式的冲突可能来源于:由是与非的分歧而导致的孰是孰非的冲突。领土冲突在二者之间不是那么明显了(领土范围趋于稳定)。

法国公众最担心的 4 个国家都是穆斯林国家:伊拉克 52%;伊朗 35%;利比亚 26%;阿尔及利亚22%。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

亚洲:中国和美国

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

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削弱国际政治的垄断性,对于国际政治的长期发展难道没有好处吗?)。首先,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增加在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可能性。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第三,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经济的推动、领土争端、复活了的对抗以及政治动荡,使东亚的军费预算和军事能力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大幅度上升。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除越南外,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变为对抗性的,美国在这些争执中取胜的能力日益下降。

1985年,87% 的美国公众表示他们对日本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199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7%;至 1993 年,只有 50% 的美国人表示喜欢日本,几乎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避免购买日本产品。1985 年,73% 的日本人认为日美关系是友好的;1993年,64% 的人认为日美关系是不友好的。1991年 是公众舆论跳出冷战模式而变化的关键转折点。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对抗性。邓小平于 1991 年 9 月说,两个国家的冲突构成了”一场新的冷战”,这句话曾被中国新闻界反复引用。江泽民主席于 1995 年 8 月说:”西方的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西化和’分裂’我们国家的阴谋企图。至 1995年,据说在中国领导人和学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广泛的看法:美国正企图”在领土上分裂中国,在政治上颠覆中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在经济上挫败中国”。

中美的日益对抗,部分是受两国国内政治的驱使。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显现出来。

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亚洲政策,反映了美国对均势变化的逐渐适应:

  • 美国在事实上承认它缺乏对亚洲国家施加压力的意志或者能力的情况下,将遇到冲突的问题领域和它可能具有影响力的其他领域分离开来;
  • 美国一贯追求与亚洲国家实行预期互惠的方针,它在作出让步时,期望这些让步能够导致亚洲国家作出类似让步,并经常以有必要同亚洲国家保持”建设性接触”或”对话”为由为此方针辩护;
  • 在反复出现的美日贸易冲突中形成了一种模式: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本提出要求,并威胁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实行制裁。接着就是无休止的谈判,然后双方在制裁生效之前的最后一刻宣布达成协议。

中国霸权:均势还是搭车(争议内容,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怀疑态度)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在国内这个观点是被否定的)。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

上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开始将其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

中国希望其他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做以下某些或者全部事情:

  • 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的控制,以及香港和台湾回归中国;
  • 默认中国对南中国海,或许还有蒙古的领土主权;
  • 当中国与西方在经济、人权、武器扩散和其他问题上发生冲突时普遍支持中国;
  • 接受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地位,不发展可能对这种优势地位构成威胁的核武器或常规力量;
  • 采取与中国利益一致的和有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贸易和投资政策;
  • 在处理地区问题时服从中国的领导;
  • 对来自中国的移民普遍开放;制止或镇压其国内反对中国和反对中国人的运动;
  • 尊重华人在其社会中的权利,包括保持与其亲属和中国故乡紧密联系的权利;
  • 不与其他大国建立军事联盟或进行反对中国的合作;
  • 提倡使用汉语普通话,将其作为在东亚进行广泛交流的语言工具,补充并最终取代英语的作用。

广义地讲,对于新的大国的崛起,各国可作出一种方法或者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反应。它们可以独自或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通过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战争打败它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另一种反应是,各国可以尝试搭乘这个新崛起的大国的车,适应它,在与它的关系中处于次要的或从属的地位,以期它们的核心利益得到保护。或者,各国可以尝试某种均势和搭车相结合的方法,但是,这将导致它与新兴大国对抗和无以自保的双重危险。(两者都存在于现在中国需要面对的国际关系)

如果其他大国能够起用均势来平衡中国的主要作用。可以想象的唯一可能就是日本,而且需要日本的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加紧重新武装,获得核武器(非常危险的想法)。

亚洲的官僚帝国没有给社会或政治多元化和分权留有余地。

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是两个最倾向于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国家。

在 20 世纪 90 年代,除中国和北朝鲜外,实际上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对美国继续在该地区驻军表示了支持。然而在实践中,除越南外,这些国家都倾向于顺应中国。

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

强调权威、秩序、等级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中国儒教传统,对民主化形成了障碍。但是,中国南方的经济增长,正产生出日益增大的财富、具有活力的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之外的经济力量的积累以及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此外,中国人在贸易、投资和教育方面已深深地融入外部世界。所有这一切正在为中国走向政治多元化提供社会基础(中国人的觉醒和自信)。

文明与核心国家

正在形成的联盟在冷战后多极、多文明的世界里,缺少一个在冷战期间曾占主导地位的分界线。然而,只要穆斯林人口增长和亚洲经济增长的浪潮持续下去,西方与挑战者文明之间的冲突就将超过其他任何分界线而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可能对西方变得更为不友好,在穆斯林集团和西方社会之间将出现间歇性的低强度、有时可能是高强度的暴力冲突。以美国为一方和以中国、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将具有极大的冲突性;如果美国对中国作为亚洲霸权力量的崛起进行挑战,就可能发生一场大战。

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说:我们曾决心摧毁共产主义,而西方现在必须摧毁伊斯兰教和儒教。

西方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仅包括略微严重一些的冲突(主要原因是非洲的软弱),也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非洲国家该如何崛起?

冷战刚刚结束时,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变得较具有合作性:解决了边界争端,双方都削减了边境驻军;扩大了贸易;双方都停止将对方作为核导弹的攻击目标;两国外长探讨了对付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国家的共同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发现中国是渴望得到坦克、战斗机、远程轰炸机和地对空导弹等军事装备和技术的大客户。

俄罗斯与伊斯兰的关系,是几个世纪以来它通过对土耳其人、北高加索人和中亚部落民族进行扩张战争的历史产物。

印度,冷战期间它是苏联的盟国,与中国进行过一场战争,与巴基斯坦进行过几场战争。它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即使不是龄龋相加,也是保持着一定距离。(印度也是中国崛起道路上的一个大的挑战)

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会发生变化(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中东问题)

阿富汗战争是因苏联想维持一个卫星国的政权而发动的。一位西方学者评论道:它是”第一场不以民族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胜利”,而是以伊斯兰原则为基础的抵抗外来侵略的胜利。美元和导弹是为击败苏联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伊斯兰的集体努力同样不可缺少。伊斯兰各国政府和各种集团,竞相努力击败苏联以取得对自己有利的胜利。穆斯林获得的战时财政援助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这场战争遗留下了一个不稳定的伊斯兰组织的联盟,其目的在于促进伊斯兰反对一切非伊斯兰力量。战争的遗产还包括:训练有素和有经验的战士,军营、训练场地和后勤设施,一个复杂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泛伊斯兰关系网,以及包括 300-500 枚未付账的毒刺式导弹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最为重要的是,伊斯兰从胜利中获得了实在的力量感和自信,以及取得其他胜利的愿望。一位美国官员 1994 年说:阿富汗志愿兵的”圣战者资格从宗教和政治上看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击败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现在正在对付第二个”。

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鄙视伊拉克政权(萨达姆发动战争),不满于它的残暴和独裁,但认为它是抵抗阿拉伯世界的大敌西方的中心。”他们”将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对立起来”。普遍的观点认为:萨达姆侵略是错误的,西方干涉更是错误的,因此萨达姆与西方作战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也是正确的。穆斯林将这场战争视为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因而减弱或缓解了穆斯林世界内部的矛盾。

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场资源战争。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所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并扩大了和平时期在海湾的军事存在。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

断层线战争的特性

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的冲突;断层线冲突有时是为控制人民而进行的斗争,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控制领土;断层线战争具有一般社会群体的战争的某些但不是全部的特性;它们是持久的冲突;旷日持久;有许多不过是历史上持久的血腥冲突的最新一轮;特定性:不会扩散或卷进更多的参与者。

发生频率: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约有一半的内战是认同战争,但是在其后的三十来年中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内战属于认同战争,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80 年代末期间涉及种族集团的对抗增加了 3 倍。冷战期间共发生了约 32 次种族冲突,包括阿拉伯和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苏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和泰米尔人、黎巴嫩什叶派和马龙派之间的断层线战争。

原因:历史、人口和政治

这些战争有其历史根源。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

  • 不同文明集团间过去发生的断断续续的断层线暴力冲突,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些记忆反过来又引起了双方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 一个集团人口的扩张给其他集团造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并引起了抵制。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人口增长较少的集团造成了军事压力:青年人以 20% 或更高比率的增长。
  • 民族主义情绪和宗教影响
  • 政治实体推行民主的需要加速了这一进程

断层线战争的动力

文明意识的增强

极端主义者的胜利并不一定是持久的。他们的暴力行动并不比温和的妥协更有可能结束断层线战争。当死亡和破坏造成的代价日益增长而令人们看不到前景时,双方内部的温和派就可能站出来,再次指出所有暴力行动是”无意义”的,并敦促人们再次尝试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断层线战争可能会源于家族。部族或部落冲突,但由于穆斯林世界认同的U型分布,随着斗争的发展,穆斯林参与者很快就会寻求扩大他们的认同,并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发出呼吁,甚至反原教旨主义的世俗主义者萨达姆-侯赛因也是如此行事。

文明的集结

亲缘国家和在外散居者在冷战的 40 年中,超级大国试图聚集盟友和伙伴,颠覆、改变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盟友和伙伴或使其中立化的行动深化了冲突。

终止断层线战争

断层线暴力冲突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完全停止,但很少永久终结:不断地休战、停火和停战,而不是达成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全面和平条约。它们之所以具有时起时伏的性质,是因为断层线战争是深深基于涉及不同文明集团间持久对立关系的断层线冲突,这些冲突又源于地理上的相邻、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彼此各异的社会结构和双方社会的历史记忆

文明的未来

西方的复兴?

西方文明是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类型,与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

它在全世界的扩张是否会断送(或者可能断送)所有其他文明发展的可能性?

西方与所有已经存在过的文明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对公元 1500 年以来存在着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

这样一个怀着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极乐黄金时代,不是由于一个外部社会取得的急剧胜利,就是由于内部缓慢但同样痛苦的解体而终结。

文明史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选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

经常被提及的道德衰落表现包括:

  • 反社会行为的增长,诸如普遍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为;
  • 家庭的衰败,包括离婚、私生、未成年人怀孕和单亲家庭的增加;
  • 至少是在美国出现了”社会资本”的下降,即志愿组织成员的减少,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的下降;
  • “职业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纵现象的增加;
  • 对知识和学术活动投入的减少,在美国表现为学术成果水平降低。

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

  • 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
  • 在历史上,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人财产权。→ 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我个人认为遭受后者威胁的可能反而比较小,尽管作者认为更危险。因为现在美国最头痛的问题不是人民想逃离美国或让美国分崩离析,而是担忧移民,担忧自己的资源被外国人所夺走)。

世界之中的西方

一个以文化认同——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认同——为中心,按照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来塑造联盟、对抗关系和国家政策的世界,对于整个西方,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有三个广泛的含义:

  • 政治家能够建设性地改变现实,只要他们承认并理解它
  • 美国的对外政策思考也因不情愿放弃、改变,有时甚至是重新思考适应冷战需要的政策,而深受困扰
  • 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了挑战

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

所有的文明都经历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类似过程。

西方文明一些独有的特性: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

应对方法: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属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把中欧的西方国家,即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纳入欧洲联盟和北约;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并尽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紧密结盟;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一个区域大国,承认确保南部边界的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文明间战争与秩序

一方为穆斯林而另一方为非穆斯林。

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 21 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

中国与越南的战争。印度攻击巴基斯坦。蒙古问题。

最有可能的情况:经济危机 → 政权沦落 → 恐怖分子或集权分子掌权 → 挑起局部战争

新加坡黄金辉总统提出了四个基本的价值观:”将社会置于个人之上,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石,通过共识而不是斗争来解决重大争议问题,强调种族和宗教的相互容忍与和谐。”

上世纪 50 年代,莱斯特-皮尔逊曾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在文明的冲突中,欧洲和美国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更大的冲突,即全球性的”真正的冲突”中,已经在宗教、艺术、文学、哲学、科学、技术、道德和情感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世界各伟大文明也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