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抽了一些空余时间拜读了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的代表性著作《娱乐至死》,尽管这本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且主要针对于电视机的出现进行的讨论,但是其对于现代社会的诸多现象的解释和反思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该书的主要内容在于用事实论述: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娱乐得以达到至死的目的;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前言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年》长篇小说描绘了未来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即信息被独裁者限制,人们无法有效获取信息,会被人们恐惧的事物所控制和支配。按照目前的共识,这种情型发生的概率越来越低,独裁政权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最主要的是经济制裁),最典型的就是朝鲜政权在核武器研制问题上的妥协。而与之相对的,更可能发生的是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1932年发表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所担忧的:我们的文化会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人类的某些原始特征促使我们会喜欢带来愉悦的事情,比如玩乐、休闲,生殖繁衍等。现代社会“毒品”的含义,我想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鸦片、海洛因或者冰毒之类化学类神经类化学品。它已经可以被扩展到我们广泛的生活当中去。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它会让人感受到一种在精神上的快感或者是舒适感,从而无法控制的去一次又一次的去尝试,并且更容易产生一些极端的情绪或者行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整天迷失在算法推荐的信息流中(每日新闻,短视频,不健康内容)的人。

媒介即隐喻

语言即媒介,媒介即隐喻,而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内容。

这里的隐喻所代表的就是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我们提出一个新事物时,常常会将其与之前已经确立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从而进行定义。我以手机为一个例子:电子产品是一种由多种元部件组成,并且需要电力驱动的商品;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都是电子产品,笔记本电脑一般比手机要重,手机主要用于通讯,笔记本电脑主要用于办公……

或许“人类”使用某些语言或者符号所抽象和定义出的概念(时间/空间/生命/智慧/劳动等)是开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这使得人们对于某些问题的思考可以被广泛交流和留存并最终可以被选择并融入一种文明的文化。

媒介即认识论

认识论是一门有关知识的起源和性质的复杂而晦涩的学问。诺思洛普•弗莱第一次在《以赛亚书》提出“共鸣”这个词。

通过“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义。

任何一种媒介(如书籍/电视/电影等)都会有共鸣(扩大的隐喻),并且有能力从某一个语境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

有一部分矛盾决策在特定情境下(如缺乏其他证据下)仍然会按照“口头语言是真理的重要载体”进行。书面文字大多经过作者深思熟虑,部分会通过编辑和评议的进一步修改,这样的文字更易于被核对和辩驳。对于真理的认识是与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真理需要被修饰,需要一种合适的外衣,从而也可能形成一种文化偏见。

智力主要被定义为成人掌握真理的一种能力,那么一种文化的智力就决定于其重要交流方式的性质

智力可能用学习能力(不限成人或者儿童)来进行衡量更为合适,在不同方向上的学习能力可能会有差异,也就是说智力并不一定是固定的,而取决于我们去进行评价时所选择的测试标准和内容以及测试者的在相关领域的训练深度和广度。

作者认为媒介的变化不会带来人们思想结构或认知的能力的变化(皮亚杰认为“电视文化”的智力水平<口头语言<书面文字),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而变化的途径主要包括:鼓励某些运用理解力的方法,偏重某些有关智力和智慧的定义以及创造一种讲述事实的形式,从而使某个词语有某种新的内容。从文字描述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印刷文字的看重,以及对“电视”等新媒体的担忧。从我的观点来看,有机结合不同媒介来提高人们对于某一事物的认知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电视和图像可能会更容易让人们对于某些学问和知识可以有一个“入门”的了解和全局的感知,就像老师在课堂上讲课一样,并不是完全没有一点用处,我们需要抨击的可能是那些让人们完全沉溺而又没有引发观看者进一步思考和行为的内容及其产生者。影响人们思考和行为实践的程度会是决定知识传播媒介和方式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

未完待续